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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新聞

對我國礦產勘查市場形勢的研判及其對策思考

發布時間:2017-09-21 來源: 百度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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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產勘查市場形勢與前景取決于什么?取決于礦業發展的情況,取決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型工業化對礦產資源的需求強度。也就是說,經濟社會發展、新型工業化對礦產資源的需求強度直接影響礦產勘查工作的規模、布局、發展空間與前景。

  礦產勘查工作已經完成了使命?
  提起地質工作特別是礦產勘查工作的幾度輝煌,至今令地質人激動不已。那些激情澎湃的歲月,飽含著他們無限的期待與夢想;那些礦產資源儲量表上直線上升的箭頭,寄托著他們無數的驕傲與光榮。

  但礦業“黃金十年”之后出現的持續低迷,使地勘行業感覺到一陣陣寒意正在襲來。事實上,近幾年來,受礦業市場行情不振的影響,在我國,社會資金投入地質勘查的熱情明顯降低,礦產勘查投入持續下降。

  前不久,中國地質調查局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名譽主任王安建教授在一次演講時提出,我國經濟經過十幾年的快速發展,人均GDP已經接近12000美元(PPP)。伴隨著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基礎設施和社會財富積累水平的持續提升,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至晚期發展階段,礦產資源消費整體處于“S”形規律的增速減緩區。

  在日前舉行的2017中國探礦者年會的主旨論壇上,該中心常務副主任王高尚先生也從需求周期的角度,分析了全球以及我國今后一段時間對礦產資源的需求。王高尚先生認為,我國除鐵、水泥消費已達到零增長點外,錳、銅、鋁、鉛、鋅、鎳、硫、磷和鉀等重要大宗礦產消費增速也已減緩,預計需求峰值將在2017后陸續到達。鋼鐵、水泥已過峰值,進入平穩下降通道。2020年前,煤炭、錳、鋅等將到達峰值;2020——2025年,主要有色金屬和磷、硫、鉀等到達峰值。

  也是在本次論壇上,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院長張新安先生對當前以及今后一段時間資源型產業面臨的形勢進行了研判。他認為,大周期后,在新常態引領下,資源的需求格局發生了顛覆性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資源的供應格局發生了顛覆性變化。他列舉了若干數據和事實,證明目前資源型產業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過剩。“對很多礦產品是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的過剩,并且這輪過剩是結構性的、周期性的、長期性的。”他認為,這個階段將持續到2030年。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礦產勘查工作一落千丈,與前幾年高歌猛進形同“冰火兩重天”?
  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付英撰文指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缺少從國家層面來考慮地質勘查行業發展戰略和規劃。地勘隊伍實施屬地化管理以后,真正扶持地勘單位的優惠政策難以落地。在地勘單位分類改革方面,國土資源部曾聯合其他7部委進行過一次深入調研,但由于種種原因,形成的“關于分類推進國有地勘單位改革的意見”最終并未出臺。

  中國礦業聯合會地勘協會原會長邢新田先生此前也撰文提出,現有“百局千隊”國有地勘單位的礦產勘查力量,再加上其他地勘單位,全國擁有地質勘查資質的地勘單位共有2640個,固體大宗礦產勘查產能過剩成為已不爭的事實,特別是煤炭與鐵礦,其產能過剩更為明顯。因此,他認為,推進地質工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解決同質化的問題。以固體大宗礦產勘查為中心的工作理念必須調整,過剩產能必須按市場需求果斷轉移。

  無獨有偶。公眾號“地動翼”創始人、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資源產業經濟博士張恒先生也指出了地質工作同質化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據他分析,我國的地勘隊伍主要力量是從事礦產勘查,特別重視固體大宗礦產勘查;我國頒發的固體礦產勘查資質達1925個(事業單位1117個)。大量單位從事相同業務,而市場上的業務容量又有限,結果造成“同室操戈”,互相壓價,所有單位只能在惡劣的市場環境下開展工作,地質勘查工作質量下降,導致投資方對地勘單位的信任度的下降,形成了惡性循環。

  那么,我國的礦產勘查工作真的已經完成了它的神圣使命,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嗎?
  工業化中后期仍是一個國家對礦產資源需求較大的階段
  首先,按照礦產資源消費“S”形規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于礦產資源的需求不同,并呈現出遞減的趨勢。
  根據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隨著經濟發展,礦產資源消費呈現出緩慢增長、快速增長、減速增長到零增長或負增長的“S”形演化軌跡。不同國家、相同種類礦產資源消費的起飛點、轉折點和零增長點,具有相對固定的人均GDP位置。同時,“S”形規律也揭示了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再到后工業社會,能源與礦產資源消費的演變趨勢。

  這個理論認為,進入工業化社會,經濟增長由農業轉向以制造業為主的工業,隨著人均GDP的快速增長,社會財富積累、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人均能源和主要礦產資源消費呈現快速增長態勢。這一時期大致處于人均GDP3000——20000美元區間。
  該階段,能源與礦產資源消費的兩個關鍵時點值得高度關注:一是人均GDP6500——7500美元。此點之前,隨著經濟的發展,創造單位GDP的能耗持續增加,粗鋼和水泥消費快速增長,二產比例持續增大,城市化率快速上升。此點之后,盡管經濟持續發展,但城市化開始由快速轉向中速,創造單位GDP的能耗開始下降,粗鋼和水泥消費增速開始減緩、消費強度逐漸走低。二是人均GDP10000——12000美元。達到這一時點后,城市化速率進入緩慢增長期,工業化經濟發展開始進入成熟期。與此相適對應,人均一次能源和工業部門終端能源消費增速放緩、人均粗鋼和水泥消費不再增長或呈緩慢下降狀態,人均銅和鉛、鋅等大宗礦產品消費增速開始減緩并陸續進入零增長或負增長階段。

  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后,一次能源消費和交通部門終端能源消費到達零增長點,電力消費增速放緩,基礎設施基本完備,社會財富積累步入較高水平,大宗礦產資源消費均處于零增長或負增長階段,以高新技術為特色的低能耗、低物耗的第三產業成為GDP的主要貢獻者。這一時期人均GDP超越20000——22000美元。
  礦產資源消費“S”形規律表明,人均礦產資源消費增長具有極限。如果人類能夠有效地控制自身數量的非理性增長,隨著經濟的發展,人類對礦產資源的需求并不會無限增長。

  其次,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全面完成工業、進入后工也化階段尚需假以時日。
  關于經濟發展階段和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劃分,具有代表性并比較公認的是錢納里和賽爾奎的方法。錢納里和賽爾奎將經濟發展階段和工業化發展階段劃分為前工業化、實現工業化和后工業化三個階段,其中工業化實現階段又分為初期、中期、后期三個時期。

  按照錢納里和賽爾奎的觀點,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完成工業化階段的依據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市化水平等標準。具體而言,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的標志是:農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小于10%,但第二產業的比重仍然大于第三產業;農業就業人口比重為10%——30%;城市化水平為60%——75%。而一個國家完成工業化、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的主要標志是:人均GDP超過11170美元(2005年美元,購買力平價);農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小于10%,而且第三產業的比重高于第二產業;農業就業人口比重小于10%;城市化水平超過75%。

  據有關統計資料,2010年,我國GDP達到5.879萬億美元。次年2月14日,日本政府公布,日本2010年GDP為5.474萬億美元。至此,我國全年的GDP即我們常說的經濟總量首次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結束了日本長達40多年“世界第二”的地位。但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16年我國全國GDP為744,127億元,但人均GDP為55412元,換算美元為8866美元,在世界排名為69位,但仍未達到工業化后期11170美元的水平。

  另據有關數據,2012年,中國的城鎮化水平首次超過50%,達到51.27%;2013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3.37%。但如按戶籍人口算,城鎮化率僅為35%左右,即便按53.37%算,也明顯低于工業化后期標準75%,更是遠低于一般發達國家77.7%的水準。
  事實上,如果按照國際公認的錢納里和賽爾奎的工業化階段的衡量標準,由于對偏離“標準結構”(三個時代特征)程度把握不同,對我國工業化所處的階段的判斷也很難一致。比如,基于人均GDP指標和就業結構看,我國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從三次產業結構判斷,我國處于工業化后期的起步階段。而如果基于城市化水平判斷,我國目前才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初始階段。即便是按照我國城市化率超過50%,也仍低于工業化后期至少15個百分點。

  這樣的情況與我國發展不平衡、工業化發展水平地區差異大致吻合。如北京、上海已處于后工業化階段,而西藏等廣大西部地區目前還處在前工業化階段等。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的整體進程也是事實。
  綜合起來,我們認為,我國的工業化程度總體上處于中期階段,但已出現向后期階段過渡的某些特征。

  第三,我國完成工業化仍需要足夠的礦產資源保障。
  按照礦產資源消費“S”形規律以及先進工業化國家走過的歷程及經驗,一個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正是對礦產資源消費強度最大的時期。而我國仍處于加快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關鍵時期,這決定了我國對礦產資源的需求依然旺盛。

  我國雖然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我國人口基數巨大,中西部、城鄉發展極不平衡,要真正完成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農業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像加快城市地下管網、通訊等升級換代,解決一部分農民的進城問題,改善廣大農村的生產、學校、交通條件,等等,都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基礎性設施建設,包括建設高速公路、鐵路、機場;改善城市普通居民的住房條件,還需要開發房地產。在我國,為了保護我國的資源安全和海外利益,還需要建造大飛機、軍艦包括航母等。

  這些,勢必帶動鋼鐵、水泥、建材、工程機械等重工業和家電、家居消費用品等輕工業的發展。而這些都需要能源礦產和礦物原材料作為支撐。同時,隨著我國“中國制造2025”戰略實施、制造業結構調整以及產品的升級換代的不斷推進,部分礦產,如鋰、稀土、鈷、釩、鈦等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其消費量呈現上升趨勢。
  再者,農用化肥生產中消耗的鉀、磷礦產,能源生產中消耗的化石礦產,以及藥品生產消耗的小量、微量礦物,仍有巨大的需求,且不能循環利用,還得依靠礦業。

  與此同時,作為“世界工廠”,我國也需要大量的礦產資源為世界生產各類產品。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長,清華大學經濟系CCB講席任教(2008——2015)文一先生,不久前在《區域經濟學家》雜志(the Regional Economist)發表一篇文章說,作為“世界工廠”,中國為世界各國生產的機械、設備、生活用品,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礦產資源作為原料與動力,包括粗鋼(美國水平的8倍,世界供給量的50%)、水泥(世界總產量的60%)、煤炭(世界總產量的50%)等等。

  事實上,近年來,為了滿足國內工業化、城鎮化和“世界工廠”的需要,我國煤、鐵、銅、鋁、鉛鋅、鎳、磷、鉀等重要礦產資源消費占全球的比例一直在40%——50%。
  有關專家算了一筆賬:在礦業形勢較好的2011年,我國全國規模以上礦業企業為1.68萬個,礦業產值5.86萬億元,也僅占工業總產值的6.94%。2015年我國開采礦石總量(原礦量)為96.28億噸,礦業總產值為為11735.62億元,離西方發達國家仍有很大的差距。中國地質大學的專家研究,我國礦業產值頂點將在2020年前后到來,屆時礦業總產值將達到70000億元,之后才開始緩慢下降,中國的礦業發展還有相當大的空間。

  有關專家借鑒先期工業化國家發展與礦產資源消費的規律作了一個測算:到2020年我國基本實現工業化時,屆時我國煤炭需求量大約為25——26億噸,鋼鐵需求量在經歷2012——2015年3.5——3.8億噸的高峰期之后回落到3億噸,銅大約為640——690萬噸,鋁大約需要1200——1400萬噸,水泥需要12——14億噸。客觀地說,這些消費預測數據是我國基本實現工業化的資源底線。

  保障我國資源安全需要礦產勘查工作的長期支撐
  從目前已經實現工業化國家的經驗來看,經濟發展都要經歷一個從高速增長向中、低速增長轉變的過程,比如美國、德國等,最后經濟增長率都不足4%,之后對礦產資源需求規模才可穩定或下降。

  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我國的經濟現在雖然還有6%——7%左右的增速,但2020年完成工業化、經濟總量特別是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即基數達到相當規模之后,肯定也要過渡到3%——4%的增長區間。按照“S型模式理論”,到那時,可以大量循環利用“城市礦產資源”即回收的廢鋼、廢鋁等,礦產資源的需求肯定會下降。王高尚先生分析,我國除鐵、水泥消費已達到零增長點外,錳、銅、鋁、鉛、鋅、鎳、硫、磷和鉀等重要大宗礦產消費增速也已減緩,預計需求峰值將在2017后陸續到達。鋼鐵、水泥已過峰值,進入平穩下降通道。2020年前,煤炭、錳、鋅等將到達峰值;2020——2025年,主要有色金屬和磷、硫、鉀等到達峰值。

  但從現實情況來看,即便處于后工業化發展階段的美國、英國、日本,其礦產資源消費雖已處于下降階段,但這些不足世界人口15%的發達國家,目前仍然消費著全球50%以上礦產資源和60%以上的能源。

  據王安建教授分析,盡管我國不少重要礦產資源的消費增速減緩,但總量還將呈緩慢增長態勢,我國國內資源供應形勢并不容樂觀。首先,資源不足這個基本國情一直沒有改變,盡管近年來找礦成果顯著,但是龐大的人口基數、大宗或重要礦產資源人均擁有量大幅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者比比皆是。國內礦產資源供應能力嚴重不足,使我國對外依存度超過50%的礦種超過10種;其次,我國一些重要礦產資源品質不佳,國內供應能力受市場影響較大。因此,目前我國重要礦產資源消費增速放緩,并沒有改變國內資源供應嚴重不足的本質。

  他分別以鐵礦和銅為例加以佐怔。如鐵礦,我國公布的鐵礦資源儲量超過850億噸,測算結果表明,如果鐵礦石價格在60美元/噸,可供儲量不足100億噸。國際鐵礦石價格越高、對外依存度越低,價格越低、對外依存度越高已然成為中國鐵礦供應的“怪態”。再以銅為例,2030年我國累計需求2.1億噸,即使是保持70%的對外依存度,國內也要供應銅7200萬噸,目前,我國銅儲量僅3000多萬噸,包括西藏在內的全部儲量開發出來,也將難以滿足自身需求的30%,銅資源供應形勢十分嚴峻。他認為,其他的大宗礦產資源,如鋁、鉛、鋅、鈾、鉻、錳、錫、銻等供應也都需要予以高度關注。

  王安建教授認為,中國仍處于工業化發展中期至晚期,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財富積累水平遠低于發達國家。除粗鋼和水泥外,主要礦產資源消費總體上仍將處于上升態勢,盡管消費增速放緩,但人均資源消費仍高位運行,并將持續一段時間。而且,部分優勢礦產有可能轉為劣勢,礦產資源安全供應問題不容忽視。

  在“絲路礦業2017”論壇上,中國地質調查局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工程師研究員呂志成博士也談了他的看法。他認為,盡管經過努力,國內重要礦產資源儲量大幅增長,但依靠國內資源無法滿足需求的局面不會根本性改變,重要礦產對外依存度仍會在較長時期內維持在較高水平。預計2020年石油、鐵礦石、銅、鋁等礦產的對外依存度分別為60%、80%、70%、50%以上,到2030年對外依存仍將高企或增加,預計為70%、85%、80%、60%左右,資源供應風險仍將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存在。與此同時,石油、鐵礦石、銅、鋁、金等重要礦產資源靜態保障年限呈下降態勢,預計2020年總體保障年限總體在10年左右,2030年將進一步下降至10年以下,能源資源安全保障受到嚴峻挑戰。

  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即便完成了工業化,要支撐我們這樣一個經濟體量巨大的國家的正常運轉,無論是對于能源礦產,還是用作原料的礦產資源的需求,仍將是巨量的,我國礦業發展的根基不會動搖。也就是說,只有等到新型工業化完成并進入后工業化之后,礦產資源的需求壓力才會降低。但即便如此,繼續完成實現“中國夢”的理想,仍需要礦產資源作為最基礎的物質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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